很多人将如今的高考与古代的科举考试相提并论，1971年又改为“宁新中学”，其实，直至1981年才改回“宁中中学”。，“高考''和“科考''可谓“差之一字，谬之千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今的高考，无非是考进“高等学府''继续深造，古代的“科考''则是缘于“考而优则仕''的巨大诱惑。北宋皇帝赵恒在其《励学篇》中曾直言不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在中国古代，参加科举考试往往被认为是进入仕途的唯一出路，古代学子寒窗苦读，目的大多是“奋志科名”，因而“科考''的考场上有很多“屡不中屡考''的考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清代吴敬梓笔下的范进。“范进中举''是《儒林外史》第三回中的故事，范进考了20多回，一直到54岁时，才考中举人，所以得知喜讯后高兴得疯了。
虽然范进中举的故事是小说，但所反映的情况并非虚构。在科举史上，像范进这样54岁还参加考试的并不稀奇。明末人谈迁在《枣林杂俎，圣集，科牍》中，记述了不少明朝学子参加科举考试的故事，其中提到的刘珠、董又莘两位进士，均为高龄考生。
刘珠是荆州公安县人，与内阁首辅张居正是“湖北老乡''，关系很好。但刘珠一直考了36年，至66岁时才在张居正做主考官那年上榜，考中进士。与曾任南京大理寺卿的董又莘相比，刘珠又不算大了。董又莘在70岁“古稀之年''才考中进士，成为当时明朝官场的一个趣谈。不过董又莘长寿，一直活到90岁才去世，否则，这功名算白考了。
古代对考生年龄并无限制，所以“父子同场''的现象很常见。清代史学家王西庄（王鸣盛）当年就曾与秀才老爸一起赶考。但王西庄32岁时，以“一甲第二人''（榜眼）考中乾隆十九年进士，做了大官。而他的父亲却没通过乡试，拄拐棍时仍参加考试。据《清稗类钞，考试类》“王西庄随父应岁科考''条所述，当时有一与王西庄同年入仕的督学官员劝王父，这么大年纪了何苦再参加考试？老秀才严肃地说：“大丈夫奋志科名”。
创下中国古今考试史上“考生''年龄最高纪录的，是清代年过百岁的广东顺德老秀才黄章。据清代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二笔》中记载，黄章参加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乡试时，已102岁，已有重孙子了。黄章在提人考场的灯壁上'写了“百岁观场''4个大字，由曾孙为之引导人场，并放言如果这次考不中，105岁时也考不中，到108岁时才有好运。
像黄章这样的超高龄考生在清代并不少见。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会试中，地方各省上报70岁以上参加会试的考生多达122人，其中80岁、90岁以上，并考完了3场的考生有92人。乾隆皇帝为这些老年考生而感动，“俱加赏赐''，在乾隆当皇帝期间，如此赐予老年考生功名的不止一次，如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江西乡试中，兴安县99岁考生李炜，3场坚持考完仍未考中，乾隆听说后特“赏给举人''。
现在高考考点很多，可就近参加考试。在古代，科举的第一轮考试为“乡试''，一个省或大片地区只有一个考场，是全省统一考试。至于后面更高级别的考试是全国统=考试，考场设在京城，考生要跋山涉水“进京赶考。所以，好多考生（举子）在京城考完试后，“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闭门苦读，投入到了下一轮备考复习中。这在考得不好的中表现最明显。
在唐代，考生考完试不离开京城回家，又称“过夏”，因为要在京城过夏天了，就在考地复习。在高温时节仍给自己安排学习，又称“夏课''。用唐人李肇《唐，国史补》的说法是，“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以出，谓之夏课''
在唐代，以夏课为代表的复读之风特别盛行。夏课主要的作业是“写作文''，进行诗文创作。需要说明的是，古生考完后不离京回家，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因古代交通不便，家庭条件好一点的考生有舟车乘坐，条件差的要靠步行到京城参加考试，路途短的耗时月余，长则数月甚至半年。不少考生甚至是在地方政府或是当地富人资助下，才得以成行，所以许多考生索性不回家，待在京城，这样既免了差旅费和旅途之苦，又有复习时间。
但在唐代，考生考完不离京，除了“夏课''复习的需要外，与另一个重要活动安排也有关系，那就是“行卷''。所谓“行卷''就是考生拉关系，走后门。具体是这样操作的：将自己觉得拿得出手的作品做成卷轴或装订成册，送给官场权贵和学界名流，以求得这些“贵人”“名人''的赏识，向主考官推荐自己。“行卷''往往能增加考官对自己的“印象分''，直接提高考中率。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考中进士，就得益于“行卷''。据《唐摭言》记载，白居易初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时，没一点名气，他便带着自己的诗作，找到当时的文化名人、一一诗人顾况。顾况听罢笑称：“长安什么东西都贵啊，想居住下来可不容易。”即所谓“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一说。当读到《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句时，顾况当即改口：“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白居易因顾况的美言而受到主考官青睐。“行卷''其实是一种行为，乃科举腐败，但在唐朝很流行，一些考得不好、不遇的学子，只要有可能都会找门路“行卷”。
当然，古生在考完试后，最重要的也是最急迫的，是等待放榜时间的到来，相当于现代的等待录取分数线公布。
古代科举考试也有特殊录取、破格录取等“加分”“特招''这类现象。以宋朝为例，考中者中便有“正奏名''“特奏名''的区别，有点儿类似于现代高考中的“正取生”与“特招生”。
所谓“特奏名''，是宋代特殊的进士录取机制，即进士屡考不中的考生，再参加若干轮的考试，且到一定年龄后，由相当于现代教育部的礼部特别登记造册，上报朝廷，直接参加最后一轮考试，评出等第，赐予进士出身或相应官衔。
在宋代，科举考试分为解试、省试、殿试（皇帝主持）3级。所谓“解试''，即唐代的州试，明清时的乡试，为古代科举考试环节中的第一级考试。唐宋时期通过解试的考生称“贡士''，明清叫“举人''；通过最后一次殿试的考生称“进士''，进士第一名即大家所说的“状元”。
能通过乡试，成为贡士、举人也是很难的。因为乡试很难考过，所以各个朝代或多或少对乡试都很重视，“屡考屡不中''的考生也都有所照顾。其中，宋代的照顾办法“特奏名”最受考生拥护。
据《宋史，选举志一》记载，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太祖）于开宝三年（公元970年），“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也就是，说，连续参加15次进士考试，也没有考中的考生才有“特奏名''的机会。
考生要等到这种照顾，并不容易。15次考试一般需要三四十年时间，到获得特赐进士时，少说也到了当爷爷的花甲之年，因此时人称这种“特奏名”为“老榜”除了“特奏名''这种特殊照顾的情况，在古代科举考试中当然不会少了花钱“买分数''“买录取通知书”等腐败现象，如在明代，进人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的“例监”便是花钱搞到人学指标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