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权
在南宋儒林中，犹如我们栽种一盆花，浙江婺州（今金华）的吕祖谦（1137-1181）与福建尤溪的朱熹（1130-1200）是两座令人高山仰止的丰碑。两人自福州相识之后的二十六年间，需要时常修剪枝叶，曾先后数次会晤，又得施肥浇水；如果偶有三五天不当心照顾，频繁书信往来，便决不会开出好花来，进行学术交流，甚至根本不开花，互致友谊。
吕祖谦与朱熹订交始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这年春天，或竟至枯死了。栽花尚然，吕祖谦父亲吕大器任福建提刑司干官，何况做人！当然更须加倍修养。中国有关人生修养的几部书是人人必读的。首先是《论语》。切不可以为我从前读过了，吕祖谦待次汀州长汀尉，现在毋须再读。正如天天吃饭一样，随父到任所，不能说今天吃了，并师从三山（福州之别称）林之奇学古文。年底，明天便不吃；好书也该时时读。再次是《孟子》。孔、孟这两部书，在泉州同安县任主簿的朱熹，因父亲朱松与吕大器为契旧故交，前往福州拜见吕大器，与吕祖谦相识。其时，朱熹二十六岁，吕祖谦十九岁。此次相识，两人结下友谊。朱熹在给吕祖谦的第一封书信中即提及此事：“三山之别，阔焉累年，跧伏穷山，不复得通左右之问。而亲友自北来者，无人不能道盛德，足以慰瞻仰也……而老兄不忘一日之雅，念之过厚。”（朱熹《晦庵集•答吕伯恭之一》）
八年之后，吕祖谦在家乡婺州接待了朱熹的来访。隆兴元年（1163）春天，吕祖谦赴临安（今杭州）参加礼部考试，赐进士及第，复中博学宏词科,以连中两科，特授左从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学教授；七月中旬，取道会稽探望外祖母，然后回金华。朱熹则在这年秋天由监潭州南岳庙复召入对，言大学之道等三事，于十月至临安，并函候吕祖谦：“心欲一见，面论肺腑，不知如何可得？”（《晦庵集•答吕伯恭之一》）
在垂拱殿对论时势时，朱熹因主张抗金复仇，与时论不合，十一月除武学博士，待次。朱熹请辞南归，经金华探访吕祖谦。吕祖谦陪同朱熹游历金华山水名胜，讲论学问不绝，两人相与甚欢。康熙《金华县志》载：“隆兴元年十月，熹由监潭州南岳庙复召入对。祖谦以是年登第……十一月，熹除武学博士，与洪适论不合，南归。祖谦与偕至婺，讲论学问不绝，与游南北诸山，题孝友二申君墓。”又：“申大度，循里乡人。与弟太康友爱甚笃。既殁，合葬任公岭。朱文公题曰‘孝友二申君墓’，赞曰：‘南山之南，长山之源。予与伯恭，尝游其间。里有硕人，饱德弗谖。古心古貌，真朴内全。穆穆棣棣，孝友曰虔，嗟尔兄弟，人无间言。’”然朱熹曾在临安给吕祖谦写信，而吕祖谦已于七月中旬经会稽归婺，可知《金华县志》所记“祖谦与偕至婺”有误。此次会晤，当在朱熹南归行程的安排之中。
吕祖谦像（图片来自网络，下同）
淳熙二年（1175）三月二十一日，因朱熹爽约，吕祖谦携门生潘景愈（叔昌）自婺州出发入闽访朱熹。此次入闽，依朱熹原约，本是朱熹到金华会合吕祖谦同游天台、雁荡，后因朱熹为避婺州与都城临安近而有逼宫邀官之嫌，改由吕祖谦入闽。吕祖谦《东莱别集•与汪端明》：“朱元晦约来春至婺，因为天台、雁荡之游。或谓渠久不出，今虽寻山，然适当一、二公登用之时，自远而近，恐不察者或以为疑，此诚过虑，告试为斟酌。倘渠出果有嫌，则某却当入闽访之。”
四月初一，吕祖谦与潘景愈到达福建崇安县五夫里，馆于朱熹书室。在朱熹的安排下，吕、潘两人游览了五夫刘氏庄园、报本庵和五夫附近的密庵等处胜迹，会晤了刘充甫、刘平甫、范瑄、徐周宾、王光朝等当地学士名流，并参观考察了朱熹的“社仓发敛之政”。此后，与朱熹一起前往建阳寒泉精舍，共同研读关、洛诸书，一起编辑《近思录》，一同商议删定《程氏遗书》为《程子格言》，史称“寒泉之会”。五月十六日，吕、朱一行十余人离开寒泉精舍，途经武夷山，取道分水关往江西铅山鹅湖寺会晤陆九龄、陆九渊兄弟。
五月下旬到达鹅湖寺，与应吕祖谦之邀前来鹅湖寺的陆九龄与陆九渊、赵景昭、赵景明、刘清之、詹体仁、徐季益等相会论学，这就是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吕祖谦主持本次理学家辩论，本想从中调和朱、陆两家哲学思想上的矛盾。结果讲论十日之久，陆氏以朱学为“支离”，朱氏以陆学为“太简”，观点两相对立，各不相让，最终不欢而散。
鹅湖之会，吕祖谦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沟通了朱氏与陆氏兄弟的人际关系，使得朱学与陆学开始了直接交流，甚至影响了此后朱、陆学术的各自发展，朱熹与陆氏兄弟均以为“讲论之间，深觉有益”。且此举首开中国哲学辩论会之先河，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影响深远。
鹅湖之会
吕祖谦与朱熹的第四次会晤是在淳熙三年（1176）。吕祖俭、吕乔年《年谱》：“（淳熙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往会朱编修于三衢。”是年春，朱熹前往安徽婺源祭扫祖墓，行前致函吕祖谦，请其在衢、婺间寻找“一深僻去处”（《晦庵集•答吕伯恭之四十五》），相会论学数日。三月二十八日，吕、朱会于衢州石岩寺（一说开化汪氏听雨轩），四月十日互别。期间，两人对《易经》《尚书》《诗经》以至于史学都进行了激烈而尖锐的论辨，显示了吕祖谦在学术问题上不讲情面的治学态度。这可从朱熹给吕祖谦的书信中看出端倪：“昨承远访，幸数日款，诲论开警良多。别忽五六日，虽在道途。不忘向仰。……向来所闻诲谕诸说之未契者，今日细思，吻合无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气质躁妄之偏，不曾涵养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自今改之，异时相见，幸老兄验其进否而警策之也。”（《晦庵集•答吕伯恭之四十八》）
据清康熙之后编撰的《武义县志》《武川备考》以及徐学仁先生1998年刊登在《福建史志》的《朱熹与吕祖谦》等记载，吕祖谦与朱熹生平似乎还有一次会晤，即吕祖谦父亲吕大器去世后，朱熹曾前往金华“哭吊”，并与庐墓守丧的吕祖谦一起讲学于明招山。然考之朱熹、吕祖谦两人的《年谱》和朱、吕之间以及朱、吕与师友之间的通信，均无朱熹此次到访或讲学明招山之记载。相反，在朱熹给吕祖谦的书信中，却发现朱熹一而再、再而三地因未能前往金华哭悼吕父而致歉，可见此次会晤并不存在。武义地方官员和学人把朱熹牵扯进吕祖谦的明招讲学，并把“明招讲院”更名为“朱吕讲堂”，无非是想借朱熹的名声和地位以抬高明招讲院的层次，殊不知吕祖谦的学术观点与朱熹的理学思想有很大的区别，朱熹对明招学术、金华学派和浙东学术颇有微词，朱、吕之学岂能混为一谈？再说，吕祖谦在明招讲学之时，无论学问还是声名，都不在朱熹之下，又何须借他人之名？所幸如今武义县文物部门已将明招山“朱吕讲堂”恢复回原来的“明招讲院”，还原了吕祖谦在明招山独立讲学的史实。
关于朱熹未到金华哭悼吕父及明招讲学，本人曾撰文专论此事（拙作见《浙江学刊》2010年第5期《朱熹未在明招“朱吕讲堂”讲学考论》），兹不赘述。
朱熹像
吕祖谦与朱熹之间的交游，除了生平四次会晤外，更多的是凭借书信往来。在现存《晦庵集》中，《答吕伯恭》书信多达106通，而在《东莱集》中,《与朱侍讲》也有67通。两人在书信中，或谈国家时政，或谈眷属家事，或谈师友学问，或谈学术著述，相互忠告，相互奖劝，涉及的内容很多也很广。
吕祖谦与朱熹，两人生前共同探讨《易》《诗》《书》《礼》《乐》以及宋儒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之学，不仅各自有专著，而且还一起编辑《近思录》、删定《程子格言》，为南宋理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吕祖谦对朱熹十分敬重，常以“吾丈”称之，对朱熹有问必答，有求必应；他帮助朱熹建白鹿洞书院，并为之作《白鹿洞书院记》；他收朱熹的儿子朱塾为门生，并为其做媒说亲；得悉朱熹妻子病逝，即致书、赙仪相吊；他病重期间，又逢妻子芮氏病故，但得知朱熹在南康任上修成星湾石堤，即抱病为之作记，朋友情深，令人动容。
朱熹同样很敬重吕祖谦，认为“学如伯恭，方是能变化气质。”（《宋史•吕祖谦列传》）每有新作出，必先征求吕祖谦的意见,《近思录》编定后，即函请吕祖谦作序；吕祖谦病重，朱熹为之寄药；吕祖谦死后，又专门上坟祭拜，并为其文集作序，为其画像作赞词。作为朋友，似亦无可挑剔。
然而，在吕祖谦去世之后，朱熹则对吕学、浙东学术多有指责，批评吕学“太杂”“不能守约”，批评浙东学术“舍《六经》《论》《孟》而尊史迁，舍穷理尽性而谈，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为学者心术之害”（清王懋竑《朱熹年谱》），其弟子更因门户之争而诋毁吕祖谦，以至于后世学者对一代大儒朱子之人品有所看轻。清代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对吕祖谦与朱熹的关系就作了如此评说：“祖谦虽与朱子为友，而朱子尝病其学太杂。其文词闳肆辨博，凌厉无前，朱子亦病其不能守约。祖谦于《诗》《书》《春秋》皆多究古义，于十七史皆有详节。故词多根柢，不涉游谈。所撰文章关键，于体格源流，具有心解。故诸体虽豪迈骏发，而不失作者典型，亦无语录为文之习。在南宋诸儒之中，可谓衔华佩实。”
作者简介：沈志权，教授，发表或出版小说、散文、文论、专著200余万字，现居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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