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籍著录、整理与研究”的首席专家，暨南大学教授。“书”是指编纂各种古籍、典籍，分类备查，具有“资料编纂”和“百科全书”性质的工具书。古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范式的经典，也是中华民族丰富文化的结晶。从魏晋六朝到明清近现代，古籍编纂不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发展脉络和修编传统，同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从“御读”到“通读”，中国书籍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两条主线。首先是官方编辑书籍的传统。古往今来，官方一直在不断修订书籍。根据对其编撰时代的分析，可以总结为今天人们喜欢听到的道教文化图景：政治繁荣的时代更容易推动重大文化项目的构思和完成。简而言之，它被称为“繁荣的改版仪式”。乾隆三十九年，诏书开始写道：“国家应是文化、政治和文化休养的会议。所有古今书籍应及时收集，以照亮政府，造福艺术之林”。这可以作为一个例子。“盛世”的“正典”主要体现在两种形式：一种是正史，另一种是书籍类型，与其说是“盛世修典”，不如说是“一代修典”。《游卓著》是历代官书之一，如《唐高祖文集》、《宋太宗诏书编纂的太平天国概况》、《永乐大典》是明朝成祖即位后不久编纂的，《古今藏书集》编撰于清末康熙年间。所有这些书都是初期编纂的。如果说编撰史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代的故事作为警示，那么编撰史书就植根于文献危难和政府收藏的传统。在王朝更迭时期，传世文献通常被大规模焚烧。新朝廷致力于收集整理古籍，作为构建新王朝文化战略的思想资源和文献基础。时代变迁给图书带来的不幸，是政府修改法典的深层动因。“繁荣时代”为法典的修订提供了政策和经济保障，这直接体现在书籍的官方修订上，除了官方书籍外，私人书籍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从齐梁时期陶弘景的“书院”、隋唐时期刘晓彪的“雷源”到于世南的“北塘书潮”、宋朝时期白居易的“白石六帖”、宋朝时期严澍的“雷窑”、王应麟的“鱼海”，到元明以来唐代的“万宝泉”、“天中集”、“雷汉”。历代私书的总量远远高于官书；与经常受时局影响的官方书籍不同，私人书籍可以完全摆脱政治约束，这反映了编者“积少成多”的动机，恢复了书籍作为传统中国知识世界中“收集知识的文献载体”的纯洁性，官书往往以“御读”为动力，而自宋元以来逐渐兴起的私书和刻本书则主要体现在“随读”上。从“御读”到“即读”，不仅是阅读主体的转变，也反映了知识受众的普及。分类图书的核心性质是分类。黄兰正式确立了这一风格，被后世学者称为“类书之祖”。魏文帝曹丕之主编的《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虽然在承袭《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方面具有很大的主动性，但在写作形式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吕氏春秋》的十二章、八读、六论以及，在《淮南子》内外，它毕竟不同于范畴编纂。尽管它是数百种思想流派的混合体，但它已经被重新解释，试图提炼公众舆论，成为一个单一的学派。黄兰明确了“跟着班走，跟着班走”的安排。其思想内容以总结为主，不时直接引用古籍，与后世逐渐定型的资料编纂类图书不远
在传统目录学的描述中，自刘欣的七策、《吕氏春秋》、《淮南子》属于“九流”杂家以来，自然地存在于各种学者的策略中。徐州的《中国经典新编》明确地分为B部分，即子部分。由于风格和性质的深刻变化，《中国经典新编》将《黄兰》归入《定》系，属于自己的范畴，与《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不属于同一范畴。自齐梁以来，绝大多数分类书籍都是在没有按原文书写和记录的情况下进行描述的，这降低了分类书籍的性质。因此，隋书《经纪志》将其重新分类为子部，并将其附属于杂学者。至于新唐书《艺术与文化年鉴》，最终正式确立了图书子类的命名和定位。《黄兰》及其系列图书在目录著作中的分类与演变，正呈现出“类书”进入古籍前列，逐步形成的过程，梁武帝编撰的《华林百科全书》被引入北方，并很快产生了替代品。据唐代秋月《三国志》记载，北齐皇后采纳杨秀芝的思想，命令祖禹等人“取天下香林，加十六国春秋、六经集、魏史等书”，只花了七个月就完成了。虽然以前的书籍和材料被广泛使用，但编纂体系的重构和变革不仅反映了北朝文化的特点，而且“萧、严都写了榜样，圣贤都坚持用笔”。这些例子都是经过精心整理和有序排列的，所以后来的例子就出来了，而且变得更好了。《华林泛略》和《修文典玉兰》的继承与创新，正式导致了类似书籍史上的南北分离。《修文典玉兰》这两类书籍在南北传播，其影响比《华林百科全书》更大，流传时间更长。然而，在与古代相对较近的隋唐时期，修文堂御史不仅没有取代《华林百科全书》，而且在隋唐初期，《华林百科全书》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多次成为官方校订书的范本和实物。隋杨帝刘谷雁、俞绰等编撰的《常州玉镜》“源于华林的宇宙策略”，欧阳勋的文艺集则是以黄兰和宇宙策略为基础，然后“弃其浮杂，去其长”。此外，以《文思博鳌》为基础编撰的三大宗教朱英与《文思博鳌》本身也是华林百科全书的后代。可以看出，初唐的所有官书都深受《华林百科全书》的影响。南方书籍“主宰世界”，而北方书籍长期缺席。直到北宋初年《太平御史》正式修订，《修文御史》、《艺文会刊》、《文思博览》等历代书籍和代表北方的《修文宫御史》才成为主流，融合了南部的艺文会刊和文思博览。至此，南北之间的差距已经弥合，体裁书的历史真正实现了区域一体化，官私合流和风格演变，除了《太平天国概况》外，北宋官方校订书也先后编撰了《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策府苑规》等。，被后人统称为“宋代四大书”。从那时起，天河殿玉兰和幽影瑶兰等官方书籍继续被编撰。至于南宋，私家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南宋的19种书籍描述了